林毅夫、余永定、姚洋、李迅雷：地方债是比房地产更紧急的问题
参与现场讨论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中国应抓住低物价窗口期，加紧采取更加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文｜《财经》记者 唐郡 编辑｜张威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9月19日，在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以直抒胸臆的话语呼吁，中国应抓住低物价窗口期，加紧采取更加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在“宏观政策与全球再平衡”圆桌讨论中，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院长姚洋，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鞠建东等经济学家对此一致表示认可。 近年来，中国出口持续畅旺，2025年货物贸易顺差达到1.2万亿美元，同期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到1.24万亿美元。由此引发了全球顺差国和逆差国之间所谓“全球失衡”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全球失衡”问题，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是：失衡是国际分工的结果，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常态。 “全球经济会通过分工的方式形成发展中国家储蓄多、投资多、出口也比较多，发达国家当然就会消费比较多、投资比较少。这是有利于全世界的，但每个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太一样。”林毅夫表示。 从中国自身情况来看，余永定表示，中国贸易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非常平衡，近两年贸易顺差突破万亿美元，也与当前国内需求不足有关。 “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刺激内需，不管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都能从宏观上收缩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余永定表示，“这不管对中国长远还是短期，无论中国本身还是地缘政治都有好处。” 在余永定看来，中国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用不够。 “我们太担心负债了。尤其是中央政府它不负债，让地方负债去。”余永定表示，中央政府的账本干干净净，但是地方政府一塌糊涂，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宏观杠杆率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杠杆率分别为30.5%和40.4%。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59.24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7.85万亿元，专项债务41.39万亿元；政府债券59.08万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1619亿元。 对此，参与现场讨论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从推动全球再平衡和国内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当前宏观政策关键是由中央政府举债置换地方债。 “中央政府多发债、快发债，置换地方债，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鞠建东表示。 李迅雷直言，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现在地方的债务压力非常大，拖欠账款的问题也比较严重，而且到2027年地方要完成清欠任务，当务之急就是把一些地方债务置换掉。” 李迅雷建议，地方政府专项债不再要求专款专用。“专项债只能投有效益的项目，这样的项目也很难找，有些地方就说（专项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李迅雷表示，从今年前七个月的数据来看，投资增速落后于预期，财政支出进度慢于往年，说明项目很难找了。 姚洋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这比房地产更加严重。 “我坚决同意中央应该多发债，但发债干什么？”姚洋表示，发债资金用于投资促增长，长期来看是正确的事情，但当前更紧急的是拯救地方财政。 姚洋表示，当前不少债务问题的源头在地方政府，由地方债问题衍生出来的三角债规模已经达到约30万亿元。“这还是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整个经济已经转不动了。”姚洋强调，“我们得拿出上世纪90年代末的那样一种决心，来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解决三角债问题。” “凯恩斯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长期我们都死掉了’。”姚洋说，“我们不能用长期的手段解决短期的问题，一定得关注短期的问题。” 对此，余永定表示，“完全同意。” “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余永定进一步表示，“特别需要明确的是，我们追求的不是财政平衡，我们追求的是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中国的财政是可持续的。” “我们要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地方政府是有为政府非常重要的一环。”林毅夫也表示，现在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应该像2000年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一样，用同样的决心和同样的方法。 2000年前后，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高企，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不良率一度超过40%，被国际金融界认为已处于“技术性破产”边缘。彼时，为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筹集资金，为四大行补充资本金，同时推动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口承接消化四大行不良贷款。 “现在大部分地方债务实际上是配套中央积极财政政策而来，借的钱是银行的，如果他还不了，就变成银行的呆坏账，最后还是财政部在背。”林毅夫表示，在这种状况之下，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置换出来。 同时，林毅夫表示，对于地方债务置换也要有所区分，一些形象工程产生的债务要地方自己背，确实是配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