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载已过，马尾的旧剧本何时才能落幕？
1884年8月23日，法国人突袭马尾。 不到一个小时，福建水师的十一艘兵船就沉进江底，马尾船厂烧成一片。 当时大清最像样的一支海军，在自己造船厂门口，一个小时就打没有了。这在日后成了百年国耻的一部分。但却很少有人追问，法国人为何会来这么一手？ 这个问题实际上不难回答，简单来说，就是大清违约了。 一、一条从奏疏到战场的路 那年春天（1884 年春），李鸿章和法国军官福禄诺签订了一份“简明条款”（也称“李福协定”）。条约的核心，是承认法国控制安南（即今日之越南），清军从安南撤回。 安南是天朝的传统藩属，清流士大夫群体认为这是不战而放弃藩属、丧权辱国，于是集体上书弹劾李鸿章。 前后47份奏疏送到朝廷，纷纷要求追究李鸿章责任。 其中的主力是一批年轻的京官，以评议朝政、弹劾大臣为业；奏疏写得漂亮，笔锋咬得住人，轮到外事则一致主张强硬。 李鸿章“卖安南”撞到枪口上了。 但这事还没完，签约六天后（5月17日），法国代表临回国前来辞行，塞给李鸿章一纸节略，写明二十天后（6月6 日）法军进占高平、谅山，四十天后（6 月 26 日）进占保胜，中国兵营须限时退出。 也就是说，法国人把协定上只说撤军，没写期限的漏洞给补上了。但已被清流盯上了的李鸿章，十分害怕再添一条把柄，没敢把这事上报。 驻在越南北部的清军没接到撤退命令，自然不会撤离。 巴黎认定中国失信，于7月12日发出最后通牒，并于8月23日进兵马尾。 整条链看起来十分简单而偶然：四十七份爱国奏疏，让一个人卖国贼改了主意。而这一改，就是一场战争。 二、 硬话 的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人的炮刚一响，主将张佩纶就跑了。他还上书朝廷，谎报战果，搞得北京的西太后还以为大清打赢了一场海战。 而这个张佩纶，正是当初骂李鸿章骂得最狠的人之一。他因此得到重用，出任督办福建海防的钦差大臣。 只不过，张佩纶的点比较背，正撞上了法国人的炮口，不像张之洞等人那样顺风顺水。 当时奏疏写得好的人，一举博得了两样东西：公众的拥戴，皇帝的注意。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赢得了声望。 在那个场子里，声望是能兑现的。它可以换来官位，换来追随者，或者最不济也能换一句“此人有风骨”的评价。 比如张之洞同志，就通过一系列的奏疏得到慈禧的赏识，一跃从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 再看站在另一边的人。李鸿章和恭亲王主张谨慎，得到的却是年轻官吏的攻击和嘲笑，以及后世的骂名。 也就是说，同一件事，两个价格。“喊打”稳赚，“说和”赔个底朝天。 在这样的收益结构之下，言官主战是必然的结果。 三、越弱，喊得越凶 事实上，这种现象并非晚清独有。 更加有意思的是，主战论最盛的时候，往往是军事力量最不如人、文明眼看就要垮塌的时候。 这其实不奇怪。当现实实力差距巨大时，承认自己弱，会直接瓦解整个文明 /王朝对自己的制度、文化的自我认知。 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这是精神层面的溃败。因此，他们最本能的反应往往不是冷静的计算，而是急着证明“我们并不怕”。 当然，这也要分对象。 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在感受到生存威胁时，容易产生 “预防性战争” 冲动。但国内精英会出现分裂：远离战争代价的精英更容易鼓吹强硬；承担战争代价的群体更倾向避险。 前者如张之洞（倒霉蛋张佩纶其实也算这一类，只是运气实在太差），后者如李鸿章。 实际情况往往更加糟糕：越是力不从心的时候，越是听不到主和的声音。 因为表态强硬是低成本政治表演，妥协则要背负 “卖国、怯懦” 的道德污名。在舆论的压力下，公开主和的门槛极高，哪怕私下知道不能打，公开也不敢讲。 关于这一点，明末有过一个生动的例子。 松棉大战之后，崇祯派去剿灭李自成的傅宗龙、汪乔年也相继战败。崇祯感到，大明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不能再继续双线作战了，于是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与后金和谈。 和谈一开始进展不错，皇太极的要价不算太高，没有土地要求（维持实际控制区），愿与大明结为兄弟之邦而非金、宋当年的父子之国，唯一过分一点的要求，就是明朝每年要拿出120万两白银，购买后金的若干山货。 120万两白银跟大明帝国每年花在辽东战事上的天文数字相比，完全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一旦签约成功，明朝马上把省下的大笔军费拨往内部战场，还可以将关宁铁骑调入关内，收拾个李闯应该不在话下。 可惜，这个事情不小心泄密了。 京城里立刻炸开了锅，大明帝国的“忠臣“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怒斥陈新甲，说这事儿丧权辱国，一定要严惩责任人。 看到这个阵仗，崇祯同志一下子就慌了。他让陈新甲“自陈认错”，把这事给担了。 但陈新甲不肯。他觉得自己是奉旨办事，何错之有？ 于是，他上了一道奏疏，替自己辩解，还引用了崇祯发给他的密谕。 这一引，把皇帝也拖进了水里。 崇祯大怒。他不可能让满朝文武知道，那个主张跟“夷狄”讲和的人，其实是皇帝自己。 于是陈新甲下狱，九月二十二日斩于西市。 五、主战是一门手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