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在人没了，山东独居男子家中离世，清点遗物，银行有六百六十万
腊月十九，临沂兰山区那个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老旧家属院里，三楼西户的门被撬开了。门牌早锈成了一块铁疙瘩，只剩个模糊的“3”字还勉强能认。邻居们说，有些日子没见着老张下楼了。他平时雷打不动，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出门，拎着个褪了色的蓝布袋，去青年路那家糁馆喝碗糁、吃两根油条，十几年如一日。可腊月十四那天，糁馆老板老赵没等到他。一天没来，老赵寻思天冷，老头许是睡过了；两天没来，老赵让伙计去家属院瞅了一眼，伙计回来说敲门没人应，屋里灯却亮着。老赵一琢磨，八成是回老家了。直到腊月十九，楼下邻居闻到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儿——像是煤气掺着剩饭剩菜，又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烂掉——这才报了警。 派出所的人来了，开锁公司也来了。门一推开，客厅灯还亮着，电视停在山东卫视，画面早就没了声息。张德厚躺在卧室床上，被子盖到胸口，一只手伸在外面，攥着电视遥控器。法医说，心源性猝死，走了大概四五天了，排除了他杀。六十七岁，就这么悄没声息地走了。 老张这辈子，说起来也简单。年轻时候结过婚，不到两年就离了，没孩子。上头一个哥一个姐，都在临沂下面的县城，平时走动不多。父母早没了。社区的人翻他手机，通讯录里拢共二十来号人，多半是送水的、修电的、网格员。最后一个拨出去的电话是腊月十三晚上打给他哥张德明的，通了四十七秒。那四十七秒里说了啥，没人知道，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 后事是他哥张德明来办的。老爷子七十三了，腿脚不利索，拄着拐杖从县城颠了两个小时大巴赶来。在殡仪馆见了弟弟最后一面，没哭。社区的人问后事咋安排，他说火化，骨灰带回老家，埋爹娘旁边。然后就是清遗物。 那套两室一厅，六十来平。客厅一张旧沙发、一个茶几、一台老式液晶电视。茶几上搪瓷缸子里泡着半缸子茶叶，水都发黑了，表面漂着一层毛。旁边一袋拆开的煎饼，硬得能砸核桃。厨房灶台上还剩半锅白菜炖粉条，绿毛长得挺茂盛。冰箱里就几个鸡蛋、一袋盐、半瓶酱油。衣柜里左边几件外套，灰的蓝的黑的，洗得发白，领口磨出毛边；右边几件旧毛衣，有一件肘部还打着补丁。衣柜最底下压着个铁皮饼干盒，生锈了，盖子盖不严。里头是身份证、户口本、离婚证、几张老照片，还有一张中国农业银行的储蓄卡。卡面磨损得厉害，磁条都露铜了，背面签名栏空白。 张德明拿着卡问社区的人咋办。社区的人说去银行查余额，办继承。他就去了，兰山区沂蒙路上的农行，排了四十分钟队。柜台小姑娘接过卡一刷，愣了一下，又看一眼屏幕，又看一眼他。“大爷，您跟这张卡的主人是？”“兄弟，我是他哥。”“带身份证了吗？”“带了。”“死亡证明呢？”“带了。”小姑娘把信息录进去，屏幕上弹出一个数，她腾地站起来：“大爷您稍等，我叫主管。” 主管来了，三十来岁，深蓝制服，头发盘得整整齐齐。她把屏幕转过来给张德明看：“大爷，这个账户余额是……六百六十万。”张德明没听清。“多少？”“六百六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二块八毛。”老爷子坐在椅子上，拐杖靠在旁边，两只手搁膝盖上，灰棉袄袖口磨得发亮，领子竖着遮住半边脖子。银行大厅里叫号机响着，ATM机前排着队，他好像啥也没听见。过了半天，他说：“你再看看。”主管又看了一眼：“是六百六十万。” 六百六十万。搁在临沂，够买两套像样的房子了。可张德厚住着六十平的老破小，穿着打补丁的毛衣，用搪瓷缸子泡茶，冰箱里就几个鸡蛋，锅里剩着长绿毛的白菜炖粉条。他每天早上喝一碗糁吃两根油条，十几年没变过。他拎着褪色的蓝布袋，茶几上放着硬邦邦的煎饼。他最后一次给哥哥打电话，通话四十七秒。老话说得好，“有钱不置半年闲”，可老张这钱，闲了一辈子。 张德明后来回到弟弟那房子，坐在旧沙发上，看着搪瓷缸子里发黑的茶叶水。电视还开着，他顺手关了。沙发扶手上搭着件灰外套，领口磨出毛边。他拿起来一抖，口袋里掉出张超市购物小票。日期是腊月十二，买了一袋盐、一瓶酱油、两斤鸡蛋、一袋煎饼，总共三十六块七。小票背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钢笔字：“省着点，还能花到过年。”张德明捏着那张纸条，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这钱咋来的，后来慢慢查清了。张德厚年轻时在临沂一家机械厂当工人，厂子倒闭后出来单干。先在夜市摆摊卖袜子，后来开了个小门面卖劳保用品——手套、工装、安全帽之类。干了二十多年，攒了些钱。再后来那片拆迁，门面在范围里，赔了一笔补偿款。具体多少没人知道，但应该不少。离婚后他没再找，有人介绍他不见，他哥问他，他说一个人习惯了；他姐问他，他说不想折腾了。逢年过节也不回老家，他哥打电话他接，说不了几句就挂；他姐打电话，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他姐后来说，他就是那脾气，从小不爱说话。家里五个孩子他最小，爹走得早，妈一个人拉扯五个，他穿的衣服都是哥姐剩下的，补丁摞补丁，从没抱怨过。学习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就去工厂学徒。后来下岗摆摊，从没跟家里伸过手。他姐说，他大概是穷怕了。 张德明不认同这话。他说德厚不是穷怕了，是心里有事。啥事，说不清楚。两兄弟差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