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英雄》导演曹盾：众口难调，你总得做出自己的选择丨专访
初秋的微风掠过北京的街巷，带来几分换季的凉意。早于约定的时间，曹盾出现在午后人来人往的三里屯。他穿着宽大的T恤、人字拖，背着一个大帆布袋，晃晃悠悠地走过来。“咱们找哪儿聊都行，就算路边都能坐着（聊）。” 影片《敦煌英雄》上映后，面对外界的褒贬，导演曹盾很平静。“吸取经验，再接再厉。” 在外人眼中，他是那个把剧集《长安十二时辰》拍得繁华如梦、对大唐美学有着独到表达的导演。而对他自己来说，拍电影和电视剧首先是一份工作，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背起行囊去大漠里吸几口沙子，在陌生的环境里和一群人共同完成一件事，都是这份工作带给他的乐趣。 影片《敦煌英雄》上映后，面对外界的褒贬，曹盾很平静。“吸取经验，再接再厉。”他说，这次经历会让自己在以后的创作中多一些思考，“还是收获了很多，如果再面临同样的条件，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比起一部作品的得失，他如今更在意的是，接下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年过五十，曹盾说自己开始“叛逆了”。前半生，为了团队、为了市场、为了生存，他拍了许多戏，也做过不少妥协。现在，他想给自己留出一点空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我何必为那么多人负责呢？我已经把50岁以前的人生都给了这个市场，从现在开始，除了养家糊口，除了挣钱满足生活诉求，我觉得要给自己留点时间，去做一点自己想做的、喜欢的事情。” 当物质和生活上的诉求不高，选择时的焦虑也会随之减轻。“你不能既要又要。又想做自己，又想赚大钱、当社会精英，那最后只能在既要又要的困扰中痛苦一生。” 2024年1月，在象山筹备剧集《长安的荔枝》时，正值《敦煌英雄》第一次被改档。那时曹盾曾说，自己没有电影梦，只有工作梦。近三年后，《敦煌英雄》终于与观众见面。再次坐到记者面前的他，正准备第二天的出游。这一次，曹盾说，现在他只有“做自己”的梦。 曹盾靠在椅背上，语气平静：“人到这个岁数，总得任性一把。” 这电影讲不了敦煌 聊起《敦煌英雄》，曹盾先回忆起几年前项目启动的情形。 当时，北京文化希望延续“十二时辰”系列的叙事质感，曹盾和老搭档马伯庸一拍即合，把目光投向了大唐西域的一段历史：安史之乱后，河西孤城沙州（敦煌旧称）与故国隔绝数十载，最终在困境中奋起归唐。 为了摸清河西走廊的历史脉络，曹盾和主创团队专程去了敦煌研究院。他们与历史专家围坐在一起，翻资料、聊细节。采风回来，马伯庸以角色“高俊达”为线索，为剧本找到了最初的切入点。 然而，真正踏上敦煌的土地后，曹盾感受到的首先是创作的难度。“实话说，等你真正站在那个地方、走在高速边上时，你会觉得这电影好像讲不了敦煌。”自然的旷远与历史的厚度，让他生出一种“瞎子摸象”的无力感。“如果说要老老实实拍一个全景式的敦煌概念，你根本不知道该从哪下手。” 好在，关于归义军的这篇“命题作文”，给了他们一个具体的入口。敦煌的历史太广阔，一部电影难以面面俱到，但可以循着一群人的命运，去接近它。主创们最终把故事落在了那些被卷入战乱、在绝境中作出选择的普通人身上。 不使用任何所谓“敦煌色系”之外的颜色 故事找到了落点，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观众在大银幕上看见敦煌。摄影出身的曹盾，作品一贯以对色彩的掌控力著称。在《敦煌英雄》里，他没有照搬《长安十二时辰》的繁华浓烈，而是在大漠的苍凉与粗粝中，保留了敦煌色彩的浓郁和层次。 在《敦煌英雄》里，曹盾保留了敦煌色彩的浓郁和层次。 大漠戈壁并不只有灰蒙蒙、黄扑扑的一面。为此，美术团队和摄影组在两件事上较起了真。其一，核心场景采用实景搭建，千佛洞等重要场景由剧组一锤一钉地搭建出来。其二，美术布景、服装造型的色彩，都要从莫高窟壁画与敦煌自然地貌中寻找依据。“我们不使用任何所谓‘敦煌色系’之外的颜色，就是想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厚重的东西展现出来。” 这些选择让影片中的大唐敦煌有了可感的质地。壁画的色彩落在人物的衣装、建筑与器物上，与戈壁、黄沙和天空彼此映照。大银幕放大了这种色彩与空间的层次，让敦煌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鲜明的生命力。 大银幕放大了色彩与空间的层次，让敦煌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鲜明的生命力。 为了捕捉戈壁上的光影，剧组尽量避开光线平板的正午，把重要的马戏和外景安排在清晨或傍晚。“因为在极限时段里，自然光的色彩倾向性和饱和度是最高的。”每天适合拍摄的时间很短，主创们必须在有限的光线里完成复杂的调度。由此呈现的大漠，有粗粝的底色，也有丰富的明暗和色彩变化。 马车追逐戏学《宾虚》学得比《疯狂的麦克斯》好 布景与光线决定了敦煌的视觉质感，而动作场面则需要把这种质感转化为观众能感受到的力量。影片坚持实拍动作的质感，演员亲身上阵完成大量武打场面。冷兵器交锋的重量、车马奔袭的力度，让大漠中的追逐镜头有了更具体的紧张感，也给表演、调度和拍摄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中，那场马车追逐戏，是剧组面对的一大挑战。有观众认为这场戏在“致敬”《疯狂的麦
